中国根艺中的佛教题材研究
释启明
内容提要 有悠久历史与强烈民族色彩的中国根艺，一直为国内外人士佳誉，不仅有其材质外形的独特性、唯一性，而且还具天然妙趣的艺术特征，可谓“天人共创”之作。而佛教题材是根艺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有取材传统章回小说、佛经片段故事，而更多则是广大民众津津乐道的观音、弥勒、达摩、罗汉、济公等人物形象，这些根艺作品表露出的浩然正气、惩恶扬善、飘逸洒脱等人生境界，是众生内心共同追寻的主题，也正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佛教的慈悲救世、普度众生、超然解脱等菩萨精神与思想内涵；也折射出佛教文化已深深扎根于民间各种传统及作品当中，根艺作为传播文化的媒介，不仅能将佛法精髓弘扬和延续开来，而且也能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更能提升整个社会群体和谐共处与美好人生。
关键词 根艺 古沉木 观音 竹根 根雕
A Study of Buddhist Subjects in China’s Root Arts
Abstract：China’s root arts, with an enduring history and stro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njoy a prestigious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stic roots are dubbed “joint works by man and nature”, featuring not only unique materials and shapes but also natural fascinating art characteristics. Buddhist subjects are commonly seen in the root arts. These subjects are sourc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storie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often feature depictions of the popular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Maitreya, Bodhidharma, Lohan and Chi Kung. These root works portray unrighteousness, punishment of evil, extolling of goodness, elegance, grace and other life qualities which are the common themes sought after by the populace; they reflect the Buddhist ideals of compassion, giving relief and help to all mortal beings, and detachment, and indicate that Buddhist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folk traditions and works. As a medium of culture promotion, the root arts not only carry forward and expand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but also contribute to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enhance the harmony of the entire society and the enjoyment of life.
Key words：Root Arts, Ancient Dead Wood, Avalokitesvara, Bamboo Roots, and Root Carving
中国根艺通常以树根（包括树身、树瘤、竹根、枝杈、疤节等）的自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经构思、想象及加工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而这种“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根艺，着重根材的天然形态表现，稍加人工修饰处理，注重内在的传神，不求形似与逼真，表现自然天趣之妙。而其中巧夺天工的神态，至今越来越为民众接受、喜爱与收藏。
在众多根艺作品中，不难发现有许多跟佛教极具渊源，这或许是根艺本身扎根于中国大地这种特定背景与地域，而佛教又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佛教题材的根艺被大量创作就不足为奇了。这类作品为整个根艺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空间，同时，也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思想媒介被广泛而经久地传播着。本文就中国古老的根艺本身特色以及佛教题材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一研究与探讨。
一、根艺的佛教渊源
根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根艺作品，是战国时期的“辟邪”和角形器[[1]]，已具鲜明的思想感情和精致的雕琢技巧，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此后不断有精湛的作品出现，至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曾记载齐高祖赠隐士僧绍竹根“如意”事件，此“如意”在佛教中运用相对较多，所赠者又是僧人，该作品利用竹根自然形态，雕琢出像嫩芽箨包的竹冠，似灵芝或云形，柄微曲象征如意。另外，这时期还出现用树根制作的佛柄等实用品[[2]]。
通常一种作品是与时代相配套、相适应的，如果说南北朝仅是佛教传播的开始与完善阶段的话，那么隋唐则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佛教题材的根艺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得到广泛运用与发展，不仅流传于民间，而且还被皇家贵族所青睐。韩愈在《题木居士》中叙有“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及“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余；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诗句，反映出当时根艺的兴起与被珍爱程度，描写出历经沧桑而遍布奇沟异疤的根身，通过古代艺人巧妙利用与创作，将此天然木根的自然美态脱盘呈现。其中“木居士”就是利用树根和树干倒置而创作的人形根艺作品，而且作为崇拜的“佛神”形象，以祈福于人间。另也说明山沟中的朽木枯根，若经匠人精工，巧用自然腐蚀和虫蛀的效果，便是极好的根艺作品，哪怕能工巧匠也奈何不了，有纯粹的“是似而非”造型艺术[[3]]。
至宋元时期，根艺发展到了石窟与庙宇当中，至今仍保存着能与泥塑石雕媲美的根雕佛菩萨像，如苏州饮马桥堍关帝庙内的关公像，即用树干带根雕成。明代的根雕作品在利用木、竹根创作上突出适合人们欣赏的摆设以及实用作为导向，如明代谢在杭的《五杂俎·物部》中有“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记载[[4]]。这证明吴地当时的根艺水平已趋相当高度。
清代以降，涌现大批根雕艺术家，使根艺创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仅出现进贡康熙的根雕如意、寿杖等物件，还有“佛面竹，长一二丈，粗及把，节甚疏，每节有一佛面，眉目口鼻皆具，可谓手杖；俗称定光佛杖”等佛教特色的手杖实用品[[5]]。再有，根艺家们还运用竹根的自然形态，独出心裁地创作出圆雕形式的佛教人物形象，如嘉定地区封锡禄、锡璋两兄弟，曾创作“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布袋和尚”、“天女散花”等佛教题材的根艺，而且技法上借助木刻的面部雕法，在人物的表情上运用极其到位，而周身其它部位则巧妙依靠树根的自然形态加以表现[[6]]。另外，浙江宁海、浦江的“柴珠人”[[7]]，施展特种手艺，创作“关公”等佛教题材形象，这些根艺都各具特色，取材现实生活或历史人物，情调活泼喜悦，人物衣着多依根材的自然形态而表现，极具动感与神韵，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8]]，明清两代根艺题材多取儒释道人物及各种历史传说故事为多。
建国之后，根艺理论研究逐渐增多，作品表现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根艺创作者、欣赏者和爱好者日趋庞博；而且中国根艺更具正规化与学术化，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根艺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艺术构思新颖，造型简洁明快，传神寓意，注重自然与艺术的和谐融通，产生一批精细且奇雅的优秀根艺作品，此中也不乏有大量佛教内容的题材。再则，随着生活水平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将根艺作品作为居家陈设的艺术品与实用品对待，同时也不少作为信仰对象加以顶礼膜拜的佛教题材作品，正是这种特殊的艺术与实用，佛教能凭借根艺这种特定媒介，将佛法传播与扎根到广大民众心目之中。基于这层面，非常有必要观察下这种传播介质本身的状况。
二、根艺的特点与选材
（一）根艺的特点
作为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根艺，讲究似与非似的意境，既重于外在形美，又需内在韵意，更铺以形象文字，达到巨大的鉴赏空间，能充分展示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巧妙结合，以及写实、夸张、变形的思想寄托。故此在创作中因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具各种类别，如形象、意象和抽象等作品，或有美术、装饰和实用等根艺，也有简雕与巧雕，或北京、上海、福建等不同地域的根艺。不论何种形式，都或多或少穿插了佛教题材作品，这些作品本身也都须考虑根艺特性而加以裁定。
通常而言，根艺的根本价值在于“天人合一，神形兼备”，世间仅有，无可仿制，具备自然性、唯一性特点。根艺创作既要突出自然性之“奇”，又需兼顾唯一性之“巧”，“奇”与“巧”贯穿于创作始终，具备“天趣”的特征。凭这种独特性，具体应用就要求小范围施以人工雕琢，大部分保持材料的自然形态，围绕主题思想，巧用心计，合理而慎重地取舍，“以形赋意”，不求形似和逼真，但求传神，表现作品天然妙趣，达到“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自然美，是种“似与不似”的象征性艺术。有人总结为“将枯木的无序之形变为有序，去其繁芜，现其精粹，妙用其姿，强化其势，突出其质，若能保持其天然风韵，即为佳构”[[9]]。可见，维护天然和神韵，就能展现艺术形象，就可谓人间佳品。
佛教题材的根艺，同样需要针对树根的色、形、质、味、韵给予恰当表达，找出树根形状与质地的“神韵”，局部稍作修饰雕琢，突显自然、淳朴、朦胧等意韵，给予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这类作品必将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
（二）根艺的选材
为达到“天趣”的艺术效果，在选材方面也极有讲究，何种根材就决定何种根艺，甚至会影响根艺的视觉效果和创作主题，缺乏天然形成的根材，决不能制作优秀的根艺。就独具形态与质感的根材而论，需从树根形态和材质两方面着手，用于根雕创作的树根形态，应选择盘根错节、弯曲有致的树根、树蔸，尤其是粗细交错，凹凸参差，瘤节斑疤，表面多孔、隆突、臃肿的根茎，这类奇型材料最适合根艺创作，讲求“不厌其弯，但嫌其直”，越老态龙钟、稀奇古怪，越枝杈繁杂、盘根错节，其造型愈加奇崛遒劲，越能诱发联想，产生美感，也是根艺价值的关键所在[[10]]。
就材质方面，则多以乔木、灌木为主，有些树皮、树枝和草根也予使用，但以选硬木类树根为佳，质感以根体肌理细腻坚硬，色彩色泽古朴苍劲，能感染拨动人心的素材为首选，譬如黄杨、楠木、龙眼树、樟树、香榧、黄金樟、鸡翅、酸枝、花梨、红豆杉、树瘤等都是极佳根材。紫檀根就容易展现浓郁、厚重、洒脱、纵逸、宁静、深邃的多重风貌；黄金樟易于表现个性张扬的主题；龙眼树根擅长表达古朴典雅、刻划细腻、层次分明的格调；竹根的纹理纠结、硌岢不平，容易体现狮首卷鬃或罗汉袈裟等；古沉木根则更适宜展现简练概括、明朗沉稳的题材，及高古遥远的韵味和深奥幽静的意境。
选择优良的形态及材质，无非在创作中能更利于发挥材质蕴含的天趣，那类木质细腻、木性稳定、不易龟裂变形、不蛀不朽且保存长久的树种，在塑造佛教题材时，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象阴沉木、榔木等材质坚韧且纹理细密，色泽光亮，便于体现结构复杂、造型细腻的作品，且不易断裂受损，无愧上等雕材，极有收藏价值。那些质地疏松且易腐朽变质的松树根等，就根本不值创作。再说，佛教题材的庄重性，更应考虑经久而上乘之材料，或选树种纹理比较明显，变化多端的材质，那样更易通过流畅肌理来表现抒情韵味的佛教题材，也更能发挥创作者审美视角与想象空间。
三、根艺的佛教题材
在选材之后便是立意构思，这是根艺最关键一环，对树根题材的构思涉及根材本身体质、外形等方面，同时又需创作者丰富想象，以及取象构思能力，这都决定最后成品的优劣成败与价值特色。因此，创作中把握“似与非似”之间的妙处极为重要，以凸显根材的神韵，迸发特殊的艺术构想，创作深刻的主题内涵。
立意构想通常需遵循“寻奇觅美、巧借天然、突出意趣、立意构图”四项原则，以发挥创造性思维，随形就像，既有感觉又有想象地雕琢根材，使作品富有韵律与意趣，达到“形似”往“神似”的进程，给予“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又“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效果，从而获得妙趣横生的美感与启迪，以及至臻完美、无可比拟的境界，这类作品便属形神统一、天人共创的佳作[[11]]。
在立意构图中，佛教题材被大量采纳，借助树根这一特殊媒介，起到弘法利生、传播佛教思想、净化人心之功效。现代较著名的佛教选题根艺有，马驷骥的《菩萨》、《有求必应》、《赴龙宫》；郑剑夫的《十八罗汉》、《观音》、、《罗汉》、《面壁》；吴筱阳的《达摩》、《悟》；周扬的《达摩渡江》；周学森的《济公活佛》、《笑对人生》、《酒肉穿肠过》、《悟空探路》、《大肚佛》；汪书弘的《达摩面壁》、《罗汉》、《弥勒》等等。
纵观现代根艺大师作品，有相当成份是利用树根本身的纹理创作佛教题材人物，譬如利用阴沉木根的天然物理性质，材质结构的黑白、紫黄，及外红内灰、外黑内黄等诸般颜色变化，依根势顺纹理地体现诸如饱经风霜的达摩，洞察世事的罗汉，或随风飘荡的观音，宽袍大袖的弥勒等造型，这都是依根材特殊状况而发挥想象，创作数量难以穷计。然不难发现，佛教根艺较集中于某几大系列，而这些系列似乎是历代根艺创作者孜孜不倦的永恒题材，理所当然也为佛法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下面就研讨这几大系列的佛教根艺题材。
（一）观音系列题材
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左胁菩萨，与右胁大势至菩萨共同辅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合称“西方三圣”。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众生极具投缘，《地藏经》曾明示：“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形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授记”[[12]]。可见娑婆世界众生只要见闻、恋慕、赞叹观世音菩萨形像或名号，就能不退转无上菩提，因缘成熟必定授记。这是何等的殊胜缘份，难怪乎娑婆世界“家家有观音，户户有弥陀”。
另一方面，娑婆世界又称堪忍世界，众生苦多乐少，观音菩萨是位千处祈求千处感应的大慈大悲菩萨，苦难轮回中的众生迫切需要这样的菩萨，故而，各种佛教题材作品都不缺观音大士的尊容。《华严经》更谈到其住处：“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13]]；那么，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法华经》则开示：“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因缘名观世音”[[14]]。具备如此超凡能力的菩萨，与其所修炼的大慈悲法门有密切关系，其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系缚怖，离杀害怖……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15]]，凡是煎熬遇险众生，只要念诵观音名号，即能脱离一切灾难恐怖，这么一位救苦救难的大悲菩萨，理所当然要作为各种艺术创作的题材，根艺也不例外。
根艺中观音系列题材，多以古代仕女形象表现，而且这类造型已成为观音系列的主流被广泛传播、普及与供奉，如徐炳钦的“童子拜观音”、马驷骥的“菩萨”等；其所体现的大慈大悲、救拔苦难之精神，可以从眼神、动作、外形及典故等方面予以展示。图1就是由黄金樟根雕的自在观音像，该作品下半部利用瘤体包材料的天然之美，美丽的雀眼纹具备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让人掀起海浪在翻滚拍打的想象空间，菩萨则恬静自在地安坐礁石上，左手安置于左膝上，右手后靠结印，右腿弯曲交叉左腿前，神态安详，身后瑞光，以及石体纹路线条，似乎有流动飘逸的感觉，左手边还安放经书，海浪的翻动与菩萨的宁静相互映衬，不愧为观音根艺的上品。
图2是郑剑夫根艺作品《观音》，利用古沉木根自然造型与独特纹理，给人整体视觉相当飘逸洒脱，追求虚实相间，内中蕴含静思的意韵，尤其那飘动的衣袖，似乎临空驾云之美感，面部素静而安详，慈眼悲视众生，达到神形兼备的意境。
（二）弥勒系列题材
弥勒菩萨现居兜率天宫内院，作为一生补处菩萨，于未来下生人间成佛。佛陀在《观弥勒上生经》开示：“未来世中诸众生等，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缯盖幢幡，礼拜系念，此人命欲终时，弥勒菩萨……来迎此人，此人须臾即得往生。值遇弥勒，头面礼敬；未举头顷，便得闻法。即于无上道得不退转，于未来世得值恒河沙等诸佛如来”[[16]]。依此，众生愿随弥勒菩萨求法，则可发愿往生兜率内院，未来必定成就菩提。为何？《弥勒成佛经》便说到弥勒下生人间，“坐于龙华菩提树下……即以出家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弥勒佛于华林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17]]。而这龙华三会的受度者都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弟子，“弥勒第三之会，九十二亿人，皆是阿罗汉，亦复是我遗教弟子”[[18]]，可见求愿往生者的殊胜，将来必定成就道果。
然需等到约56亿年后弥勒菩萨才能下生，似乎太遥远，对于饱受煎熬的众生，更渴望弥勒菩萨即刻降临，于是弥勒下生某种程度上成为信仰的主流。同时，菩萨又称慈氏，给予一切众生安乐之义，一切颠沛流离的众生是何等向往快乐的彼岸，于是根艺造像也就从众生需求及菩萨慈悲精神出发而大量创作，弥勒菩萨的造型经历“天冠弥勒”、“金身弥勒”、“白衣弥勒”，及最后定式化的“大肚弥勒”、“布袋和尚”[[19]]，这位“契此”比丘造型相对和蔼可亲，清净无私，宽厚包容、思想超脱，慈悲为怀的本质油然生起，极具亲和力，为历代弥勒菩萨造像样板。其根艺的基本类型有：
那种背着囊袋、常怀慈悲、笑口常开、肚宽心阔的造型，所蕴含意义是寓神奇于平淡，示美好于丑拙，显庄严于诙谐，现慈悲于揶揄，代表中华民族宽容、和善、慈悲、智慧、幽默、快乐的精神，不仅表征中国佛教的形象，而且也代表中华民族之形象。正是这层关系，弥勒菩萨根艺造像极为普及，现今诸多展览会或根艺作品奖项中，均有大量弥勒菩萨根艺现身，这与其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民族表征、众生需求等方面都存在密切关联。下列是代表性的弥勒根艺：
图3黄杨木根抱石“童子戏弥勒”，题材造型生动活泼，极具张力，手法独特，弥勒微笑垂耳，手把布袋，大肚仰出，右脚趾微翘，悠然自得；两位童子嬉戏玩耍，右侧者准备用如意敲击弥勒，上方者好象在菩萨头上搞点什么，别有情趣，似乎调皮的小顽童在考验弥勒是否“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肚量，然菩萨始终心胸开阔，笑口常开，不被所动。图4为楸木瘤雕弥勒佛，整个衣袖飘逸安稳，衣身犹如水墨般的纹路，异常美观，让人叹为观止；面部笑容生动自然，眼睛眯起缝线，牙齿微露，垂耳大肚，一副福气十足的造型。
（三）十八罗汉系列题材
十八罗汉，通常指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尊者，由十六罗汉演化而来，佛典《法住记》中记载十六罗汉名字及所住地区，受佛陀嘱咐而住世不入涅槃，分别是（1）宾度罗跋罗堕阇（坐鹿罗汉）；（2）迦诺迦伐蹉（欢喜罗汉）；（3）迦诺迦跋厘堕阇（举钵罗汉）；（4）苏频陀（托塔罗汉）；（5）诺矩罗（静坐罗汉，或大力罗汉）；（6）跋陀罗（过江罗汉）；（7）迦理迦（骑象罗汉）；（8）伐阇罗弗多罗（笑狮罗汉）；（9）戍博迦（开心罗汉）；（10）半托迦（探手罗汉）；（11）罗怙罗（沉思罗汉）；（12）那伽犀那（挖耳罗汉）；（13）因揭陀（布袋罗汉）；（14）伐那婆斯（芭蕉罗汉）；（15）阿氏多（长眉罗汉）；（16）注荼半托迦（看门罗汉）。
后有苏东坡题诗赞文，加上第十七罗汉庆友尊者，第十八罗汉宾头卢尊者，实则庆友是《法住记》作者难提蜜多罗，宾头卢即宾度卢颇罗堕，已列十六罗汉之首，因不熟经典、不解梵语所误，如此，就渐增为十八罗汉了。元代以来，寺院大殿基本上都供奉十八罗汉，有的寺院加上迦叶、军徒钵叹两位尊者；藏传十八罗汉，则加法增居士和布袋和尚（即弥勒化身）。至清代乾隆年间，清高宗题颂曰：第十七降龙罗汉是嘎沙鸦巴尊者（即迦叶尊者），第十八伏虎罗汉是纳答密答喇尊者（即弥勒尊者），由章嘉呼图克图考定，皇帝钦定，自此十八罗汉就以御封为准[[20]]。
根艺中存有大量十八罗汉造型，这主要跟阿罗汉们惩恶扬善，普度众生事迹有关，救济与利益群生的思想行为，通常会被民间广泛流传，并深入民心，不可泯改；当然，罗汉们性格迥异的神态，贴近生活的举动、习气张扬的造型，更引人心意荡漾之感。现代较知名的罗汉题材根艺，有浙江丽水李陈彪的《五百罗汉》，其构思独特，罗汉神韵千姿百态、气势恢弘，是目前世界上第一组以根雕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五百罗汉；另浙江衢州徐谷青创作大型根艺《五百罗汉》。再有浙江嵊州郑剑夫的《十八罗汉》根雕；湖南籍杨汉明、江贤忠共创根雕《十八罗汉》，浙江徐谷青的龙眼木根桩《十八罗汉》，还出现樟木根雕《十八罗汉》，闫佩衡的野丁香根雕《微型罗汉》等等。应该说，以十八罗汉为创作题材的根艺，具备构思巧妙，形象生动，神情并茂，充满禅意，使罗汉表情外现，意韵其中，而且各尊气势恢弘，连贯流畅，令根艺的自然情趣与佛教思想文化珠联璧合。除现代作品外，清朝还利用竹根雕琢的大量罗汉题材作品：
事实上，竹根雕琢早在魏晋时期就出现，《南齐书》记载，齐高帝（公元479~482年）曾赐僧绍一根竹根雕如意；北周文学家庾信有“山杯捧竹根”的诗名。这里的竹根如意、竹根杯都属竹根雕范畴。至明代中期，江南还出现朱鹤（松邻）为代表，以圆雕、透雕、深浮雕刻等技法著称的“嘉定派”，和以濮澄（仲谦）为首，浅刻见长的“金陵派”。其中存有大量罗汉题材的根艺，上图5就是清代竹根雕罗汉，左手把念珠，倚于左膝，右腿横置，上有小狮子一个，正翘首仰望着罗汉，狮身毛发纹理细腻生动，罗汉目光慈祥，两耳下乘至肩，面露微笑，和蔼可敬。图6则是清朝中期的长眉罗汉竹根雕，根艺造型相当精湛，且人物神态逼真，下方一位童子拉着麒麟的须，拉动的力量牵引麒麟侧向低头，尾巴还勾甩着；上方的童子似乎要滑下来了，即刻抓住长眉罗汉的右侧眉毛，而长眉罗汉也被两位童子的举动而显出点惊慌，情态警觉，双手紧握自己的两眉不放。雕琢细节相当精巧，麒麟的鳞片，罗汉的坐鞍、衣皱、须发等部位都交代极其清晰。
图7、8、9、10是现代郑剑夫创作的古沉木根艺“罗汉”，四件作品风格各异，神态逼真，充分运用树根特质加以创作，令人感到不仅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面貌迥异，神态逼真，流露出罗汉的个别领悟境界与各类习性特征，观后回味无穷，堪称惊世之作，是罗汉题材根艺的绝佳精典范本。
（四）达摩祖师系列题材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南朝梁武帝时航海至广州，自称“南天竺一乘宗”的达摩到都城建业，会见信佛的梁武帝，面谈“功德”而不契，遂一苇渡江，入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以二入四行思想传播[[21]]；当时有神光僧人慕其名，求安心之法，自断手臂，达摩见其精诚，传于衣钵并授以禅要；后出禹门游化终身。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圆寂于洛滨，葬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三年后，北魏使臣宋云，在西域葱岭遇达摩手持单鞋，向西方翩翩独行。见宋云告知北魏国王将死，速速返回。宋云归朝提此事，众人不信，开棺验证，内仅一只鞋履而已，别无他物。
达摩的根艺创作源于上述典故，至清代已相当闻名，一般采取雕拼组合手法，“利用空心树根，剥去表皮，略施几刀作为身体，另拼装头和手杖，三者采用不同颜色，头面部是肉色，衣身似如灰色装束，手杖颜色较暗深，拼合巧妙使作品十分形象、素雅”[[22]]。图11就是清朝的根雕立式达摩，工艺相当精美，人物的细节都雕刻得十分到位，包括背囊、蒲团、卷曲的鬓须，以及昂首怒目，隆颡虬髯，手绾佛珠，面目似胡人，传统罗汉式衣饰造型，左手挽珠，凝神回首，衣袂随树根本形，褶皱不多，又不失飘逸自如，微细之处表现无遗。
图12为清代竹根雕达摩坐像，这尊达摩根艺，闭目沉思，刀法厚重沉稳，简洁苍劲，突出面壁静坐，一心悟禅的神态，眉毛浓厚，圆目微闭，鬓须绕脖，两耳垂环，罗汉衣领，双手内敛衣袖，盘腿稳坐，令人一望而肃穆静稳之感。
因达摩祖师弘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被尊为禅宗初祖，为表达对这位祖师的敬仰与怀念，演化出“面谈武帝”、“一苇渡江”、“面壁九年”、“立雪断臂”、“大乘安心”、“力拔千钧”、“达摩降龙”、“只履西归”等故事，随着禅宗广泛传播、发展与兴盛，已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质所在，具广泛群众基础，上至皇亲国戚，下及平民百姓无一不知禅宗，达摩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其应化神迹也无疑是根艺的创作题材。如郑兴国的《达摩渡江》、郑剑夫的《面壁》等就是范例。
然同样的“面壁”，因创作者思路、根材差异，产生的风格与效果也会截然不同，图13起用荔枝木根作为雕琢对象，属静坐式达摩像，保留了大部分根部的自然造型，令人想象静坐时衣裙，以及蒲团宽大的折皱空间，局部略施雕刻，以突显祖师的高额挺鼻、卷曲鬓须、静思观照的神态，可谓神情逼真，惟妙惟肖。图14则是郑剑夫的“面壁”，运用古沉木根本身肌理、线条，使衣皱顺着根部纹线明暗相间，层次突显，再加以耳垂圆环，双目微闭，两眉下弯，胡腮绕脖，准确地表达了返朴归真的艺术思想，也传递出人物深邃的内证境界。荔枝木根似乎更能展现达摩祖师如神的双目，坚挺的鼻梁，抿紧的双唇那种形态，尤其虬根疤节、姿态万状，更能凸显外形舒展的意韵。而古沉木在性格明暗对比，线条刻画，细节表达，幽暗光滑，深沉稳健等方面会稍显优势，更能突出祖师幽深的内涵、超凡的功力。
达摩题材的根艺，通常结合典故及借鉴美术画像而创作，大致有“达摩面壁”、“祖师问答”、“一苇渡江”、“慧可断臂”、“只履西归”等造像；这些根艺从不同角度表现达摩祖师坚忍不拔的意志特征，深邃幽静的思想境界。创作根材多用龙眼木、荔枝木、红豆杉、香樟木、黄金樟等根材，各具独特效果，如黄金樟瘤体包，在表现钢丝般卷曲鬓须方面，能达到其他树种无法比拟的刻画境界。
（五）道济禅师系列题材
道济（公元1148~1209年），又称济公、济颠，籍贯浙江天台，父母双亡后，先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十八岁落发于灵隐寺，于瞎堂慧远门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济。相传其言行似颠狂，嗜酒肉。生活落拓，寝食不定，寒暑无完衣，所受布施供养，不久即付酒家。平日救助老病僧人，济人放生，惩恶扬善，无故不入富贵家；其题墨文词隽永，游迹半天下。后常居杭州净慈寺，并助寺院恢复。嘉定二年坐化，葬于虎跑塔中[[23]]。
济公故事先在天台一带民间流传，主要围绕出世、童年、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等铺设，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缘出家”等。尤其杭嘉湖一带流传更为丰富，也是其出家后主要活动场所，出现“飞来峰”、“古井运木”、“戏弄秦相府”等脍炙人口的传闻。至明末清初，传奇事迹《济公传》现世，述说济颠本是天台山五百罗汉之一，示现颠狂之权巧而度化众生。
这类传奇故事，可归结为“颠”与“济”两字，既有疯颠放荡、酒肉穿肠、游戏人间的诙谐幽默，又有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的美德神变；他那济世助人的情怀、毁誉不动的精神，追求自主的意志，是后人津津乐道与深切怀念的根源。对这么一位广为民众传颂的神僧，个性狂放，极富奇迹，行为怪异，不检小细，常食酒肉，市井为伍，种种标签似乎与树根的奇特怪形有某种吻合，济公造型及其故事创作，一贯为根艺题材输送源源不断的思路。
图15是周林锋创作的典型又到位的根雕济公像，头戴济公帽，破蒲扇，衣服褴褛邋遢，充分利用弯曲的根部，将济公似醉非醉，非俗非僧，非凡非仙，飘逸洒脱、眯眼看世间的神态，雕琢得栩栩如生，神情态势极为逼真。图16为清代竹根雕刻的济公像，那种活泼神情，倾耳聆听少年的窃窃私语，脚穿破履，衣着旧衫，皱纹疙瘩全然展现，令人产生惊奇喜悦的感观。
（六）伽蓝菩萨系列题材
伽蓝，又称僧伽蓝，指僧园、僧院，起初是僧众所居的园林、寺院、堂舍、精舍等称谓；《十诵律》曰：“地法者，佛听受地，为僧伽蓝故，听僧起房舍故”[[24]]。可见伽蓝原义是僧人起居修行之场所，可供建设众僧居住的房舍用地，如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等。
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寺院即洛阳白马寺，佛教盛行后，大量的寺院被建筑，设有大殿、讲堂、塔、钟鼓楼、藏经楼、僧坊、斋堂等七堂伽蓝制度。既然出现寺院伽蓝堂，便置有守护伽蓝的神灵堂宇，宋代寺院的伽蓝堂与祖师堂分建法堂左右两侧，伽蓝堂内常安置十八尊伽蓝守护神（美音、梵音、天鼓、巧妙、叹美、广妙、雷音、师子音、妙美、梵响、人音、佛奴、叹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观），统称伽蓝圣众菩萨。近世以来，中国佛教寺院常以关羽作伽蓝神，直呼伽蓝菩萨；相传隋朝智顗大师在荆州玉泉山入定，定中见关羽显灵，率其鬼神眷属现可怖景象，以扰乱智者；经大师度化，关羽恳求授五戒，遂为正式佛弟子，并誓愿护持佛教，天台宗寺院从此开始供奉关羽。此后，这位极受国人敬重的英雄就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神灵，佛教尊其“伽蓝菩萨”，关羽也成为此菩萨的代表形象[[25]]。
另外，密教祖师也认为，伽蓝菩萨在佛陀在世时已是成就极高的大士，曾于佛前发愿护持与振兴佛法，并驱除一切魔障干扰，护佑众生，遂其愿望，速成佛道，此大士于世间常示忠义之相，以关公形象教化。而《华严经》则明确护持寺院道场的菩萨，如“佛世界微尘数道场神，所谓：净庄严幢道场神、须弥宝光道场神、雷音幢相道场神……妙光照耀道场神，如是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过去值无量佛，成就愿力，广兴供养……净庄严幢道场神，得出现供养佛广大庄严具誓愿力解脱门；须弥宝光道场神，得现一切众生前成就广大菩提行解脱门”[[26]]。这段经文就描述以道场神形象出现的菩萨，度化众生，广修供养，护持佛法，成就佛道。
在根艺中不乏伽蓝菩萨的关羽形象，如苏州饮马桥堍关帝庙内的关羽像，就用树干带根雕成；外形通常豪气奔放，身着圆领宽袍，胸挂盔甲，手提青龙偃月刀，或胯骑骏马，威风凛凛，气势昂扬，极具威武的震慑力；然佛教造型中另加一条绶带，无风自飘地绕着造像；极少也出现手拈长须、身穿文袍、脚踩莲花的圣像。主要表征通过菩萨护法、护教的殊胜功德，警醒学佛者内心秉持佛法、续佛慧命，传承弘扬佛教。同时，民间还奉其为武财神予以供养，此举不仅关公代表忠义信智仁勇传统美德，而且赋予敬业精神、镇静方隅，降妖伏魔等心理寄托，护佑生意兴隆、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四季升平等内涵[[27]]。
正是这些因素，不论寺院，抑或民间，伽蓝菩萨题材被根艺作品广泛展现，如图17是借助黄金樟根部奇特纹理效果，将缙帽、折皱的战袍、上翘的剑指、外张的鬓须，意气风发的神态，表达得威武栩然、一气呵成，极具震慑力。
（七）其它佛教题材创作
除上述的系列佛教题材之外，还出现少量其他与佛教密切相连的题材。其中释迦牟尼佛就被纳入根艺创作之中，但由于根材的局限，不可能象木雕石刻那么逼真，但也极具抽象，蕴意深邃，这类作品在近代根艺创作中屡屡现世。
首先，释迦牟尼佛根艺，以“树下悟道”、“佛祖涅槃”、“六年苦行”等本生故事作为题材见多。如图18是明代竹根雕的佛陀圣像，显得苍劲沉稳，线条明确，面容慈悲，异相明显。图19为“万法缘起”根雕，描述悉达多太子菩提树下悟道情景，整体创作突出太子沉思，最后悟道的场面，繁茂灵动的菩提树叶，映衬佛陀独坐静思的内证心境，动静互衬，更显悟道成佛的内心寂静境界。
其次，佛教的整体故事作为根艺创作题材，场面壮观，一般需比较大型的根材作原料，或拼接组合，达到整体的宏伟效果。如图20就是利用巨大的根材，雕琢出十八罗汉的宏观布局效果，这类根艺要求全面观察树根，而后雕琢出个性别异的人物，具有立体感的镂空雕，附加桥梁、树林、石阶、法器、动物、山水等组合，给人生动活泼的整体美感，极具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和诗情画意的多重特色。
再次，针对某位菩萨而雕琢的体裁，如文殊、普贤、地藏等菩萨也都是根艺题材之选。之所以选择这类菩萨，是其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心中，菩萨无限广大的智慧、愿力、行持，其慈悲喜舍之精神遍满法界，普被一切渴望脱离轮回苦海的群生，既如此，群生哪会不热爱他们？列入根艺创作也是情理之中。如图21根雕“九华山”就是针对地藏菩萨而创作，利用深暗的古沉木作为山体，宛然幽冥界一般云雾缭绕，而根体下半部位，却有溶洞般之处，地藏菩萨骑坐地听兽，头戴毗卢冠，单腿跏趺，安坐不动；整个根艺充分利用树根色质的整体效果，给人空灵幽深的视觉冲击。另一被民间盛传的“和合二仙”根艺，就是文殊与普贤菩萨的化身—寒山与拾得，曾应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遗有《寒山诗》等著作，具一定警世内涵，苏州寒山寺至今还塑有此二尊。这类根艺带有喜庆色彩，表征和合美满、幸福吉祥的内涵。图22即清代竹根雕和合二仙，图23是寒山与拾得的典型造像，长发披肩，持荷采莲，脸部丰满憨笑，悠然欢快的童子。
还有，文学小说、佛典故事也常被粘来作为根艺题材，如《西游记》中那追求自由、抱打不平、疾恶如仇的孙悟空，根艺“取经路上”、“花果山”等作品便是其印记；相似系路的有《水浒传》中性如烈火、好打不平、英武善战的鲁智深，郑兴国等人根艺“鲁智深”是此题材的代表；除外便是中国佛教特色的禅宗典故，如裘中平“一指禅法”极为典型；或出现某一高僧为题材作品，如王笃芳的“僧一行”等。种种这些都取自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故事作为根艺题材，应该说，创作者的思想境界，根材散发的气息，民众内心的取向，题材反映的精神，都是促成根艺创作的综合因素，凭这些因素，佛教题材被源源不断都挖掘出来，并呈现于广大群众面前，也激励着整个社会和谐进步与发展。
这里尤其要提的是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人物鲁智深，虽外现僧相，酒肉皆沾，且粗犷率直，甚至杀人如麻，但内却爱憎分明、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尽管酒肉杀盗满身、凶恶莽撞，实则扶危济贫、见义勇为、重义疏财，一副菩萨慈悲心肠，是施耐庵笔下浓彩重笔的人物，根艺创作中每每可见其身影，其中“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大闹桃花林”、“大闹杏花村”是其闻名的标识，他那粗中带细、仗义救护、嫉恶如仇、豁达明理、豪爽洒脱、气宇不凡的神态与性格，又有谁会不喜欢呢？既然倍受广大民众喜爱，根艺创作决然不会隐没其形影，图26是郑剑夫于2004年创作根雕《水浒一百零八将》时出现的尊容，那副咬牙吆喝，力拔千斤的架势，让人一认便识。图27则是郑兴国根艺《鲁智深》，两者都不同侧面表现了捋腮胡子，不拘小节，凶顽毕露的外形，以及圆领宽袍，或袒胸露肚地飘走俗尘的那位鲁提辖，仿佛回到驰骋沙场、厮杀成血的江湖，所作所为不愧为肝胆英雄、侠义好汉。
与郑剑夫、郑兴国风格迥异的另外一位根艺大师马驷骥先生，其作品也大量涌现佛教题材，格调更趋细腻、幽深、清彻、质朴，代表作品如图28的“菩萨”、图29的“有求必应”，整体上走意境深远之路线，但又充分巧借根材特质予以创作。根艺“菩萨”中借助树根凹处段，内中勾勒出观音菩萨形象，似乎在海浪翻滚中意想那深远处有位菩萨，也仿佛在洞中习禅入定的大士。而“有求必应”干脆直接利用繁杂的树根作为背景，好象是菩萨的千手千眼，表征“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的慈悲内涵，菩萨千手眼展慈心，紧扣主题“有求必应”。
此外，创作者还利用树木瘤进行雕琢，如借用树瘤、根瘤等材质，使作品极具特色，那种浑然一体，又圆润光滑的质感给人以特殊美感，题材上则以佛理与佛意见多。如图30就是郑大木先生金丝楠木瘤根艺“悟”，图31为马林祥先生柏木瘤根艺“笑口常开”，两件作品都突显了纹理自然、折皱分明、浑然成体的效果，而且与主题表现相当吻合，“悟”中的专注一境，深沉稳定与瘤体相得益彰；“笑口常开”则瘤体成为毛绒绒外衣一般，折皱粗糙，突出光滑圆顶的脑袋，露出祥和之“微笑”，具极强的衬托视觉。
另一根艺题材系列，则取自佛教相关的中国人文地理，作品也极有深沉幽远的空旷想象感，兴许是作品的材质本身的缘故，如图32就是郑剑夫利用古沉木创作的根雕《敦煌遗韵》，那种苍孔斑斑的外形，陈旧不堪的特点，正好表达敦煌古迹的深厚遗韵，外形上虽是菩萨，但却让人感觉到苍深幽远的古迹韵味。
除上述佛教题材外，还有直接取材佛经的人物，例如2002年获得云南省第三届根艺作品一等奖的《天女散花》，就是《维摩诘所说经》的典故，天女本是菩萨示现，久居维摩诘居士方丈内亲近闻法，受佛意试探法会中佛弟子修证功夫而散花验证，“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28]]。佛经里那些美丽动人、寓意深刻、妙趣横生的各类典故，为根艺提供了创作的思想源泉，当然经典本身透露的故事已深入民间，广泛为士大夫们接受与传诵，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是耳闻目详的典故，才更受广大民众热爱与追随，经久不衰。
近来，也出现利用根材创作出根艺书法，凭创作者书法功底，写出最适合根艺书法的一笔草书，再利用具体根须，经手工弯曲及铜丝固定，加以书本干燥定型，用牙签蘸白胶粘贴到绒布上，成品的根艺书法既有自然的根味，又不失书法之韵味。这些根艺书法就蕴含反映佛教思想的文字，如“茶禅一味”、“看话头”、“以戒为师”、“诸法无我”等都是创作的文字题材，这类作品也理该成为佛教根艺中的一员。
四、结语
享有“东方最有特色的艺术品”美誉的根艺，以其唯美独一的特性征服了世界各国的不同人群，根艺创作受根材的局限，创作中应力争保留树根的自然美，保持其唯一性，既讲求“天趣”，又兼顾“意趣”，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予以“天人共创”之美感。而数千年根艺长河中，优美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佛教题材的确被广泛创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经探究发现，佛教题材的根艺主要集中在观音、弥勒、达摩、罗汉、伽蓝、佛祖、各种传记人物，及佛典本生本事等几大系列，这些题材作品整体上精湛到位，利用具体根材的纹理而造型，使每件作品不仅具备外观的自然美，还赋予作品内涵的气韵美，同时也传播了佛法，不愧为旷世佳作。
然任何一件作品，都具一定的创作背景与思想意境，纵观各系列佛教题材根艺，不难觉察到，特定的时代背景是佛教题材根艺的大前提，不论唐宋、抑或现代，都需信仰宽松的社会背景作为引导，各类佛教题材才能应运而生，否则，在禁止佛教文化传播的年代是无法创作如此丰富题材的根艺的。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佛教信仰的追求与渴望，是不容忽视的创作因素，由于这种迫切的渴望与需求，促成根艺创作者融入大量的创作热情，去不断挖掘佛教题材的作品。当然地域的特定环境也是创作的温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入中国这块领土，是中国特质的烙印，佛教传入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人才辈出，影响广泛，中国的各种领域都渗透着佛教的思想，而根艺创作者本身不能回避这种特定国土的文化环境，在思想深处自然而然地导向佛教题材。再说，佛教题材本身蕴含的思想相当前卫，没有任何陈旧腐败的痕迹，佛教一贯宣扬的觉悟、平等、自由、慈悲、民主、清净，是跨越任何时空，任何国家、民族、人群都迫切向往和需求，理所当然，蕴含这种思想特性的主题也将突破任何国度、肤色、种姓，被永恒无尽地创作着。
基于这些因素，佛教题材被创作是无法避免且顺理成章的，根材只是一种传播的载体，这种载体具一定的抽象性，便于创作者施展其想象程度，及操作空间，甚至随捻即是的感觉。如此看来，大量佛教题材的根艺被创作也就不足为奇了，数量上就多以观音、弥勒、达摩、罗汉、伽蓝几大系列为主流，一者顾及供奉礼拜的实用性，如观音、弥勒、伽蓝等常被作为信众供奉膜拜的对象；二者依附喜闻乐见的随众性，诸佛菩萨、罗汉们已深入民心，救苦救难的精神、大慈大悲的济世，乐善好施的度化，以及惩恶扬善、扶困济贫、降妖伏魔等诸多事迹都为民众普遍接受和共鸣，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舍之不能，见之震撼，感应道交无法言表，于是乎，这类根艺源源流出。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提高，如佛教根艺书法等各类新型的佛教题材作品还将不断涌现。通过根艺中佛教题材探讨，不妨这么说，佛教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各种传统文化及作品当中，根艺仅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媒介，通过介质，令佛法的思想精髓更深入地映射到民众心目之中，以致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情操，这也不违佛陀的本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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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页。
[2]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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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3页。
[5]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页。
[6]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5页。
[7]柴珠人：柴珠，即烧材义，意谓将野外的废树根或竹根采集后，放入河中腐烂外皮，利用天然形态，加以雕琢和装配，制成精美的工艺品，变废根为宝物的根艺家们之雅誉。
[8]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页。
[9]王树进著：《中国枯木艺术》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页。
[10]周学森著：《根艺》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4月第1版，第22、23、26页。
[11]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9~18页。
[12]《地藏经·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大正藏》卷13，第787页下。
[13]《大正藏》卷10，第366页下。
[14]《大正藏》卷9，第56页下。
[15]《大正藏》卷10，第367页上、中。
[16]《大正藏》卷14，第420页中。
[17]《大正藏》卷14，第425页下。
[18]《大正藏》卷14，第422页上。
[19]原型人物是晚唐五代时期，游方僧人“契此”应化奉化雪窦，常携布袋，外貌以皱鼻大肚、体态肥胖为特征，行为奇特，天旱着木屐，天涝穿草鞋，且随处寝卧，身不粘尘，乞食不分荤素好坏，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于奉化岳林寺东廊下入灭，临终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示人，方知其是弥勒菩萨化身。
[20]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佛陀教育基金会2004年7月版，第2845页中。
[21]二入四行：即指“理入”和“行入”，也是壁观法门的中心。“理入”是藉教悟宗，凭藉着经典中所阐示的种种教说而悟得真理，与道契符，更是“行入”的理论基础及所证的境界，要求舍伪、归真，认识和解决问题。“行入”属修禅的实践方法，诲人摈除一切爱憎情欲，依佛法践行，含摄“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等四种实践行为；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禅法。
[22]马驷骥、张二滨编著：《中国根艺》，金盾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3页。
[23]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佛陀教育基金会2004年7月版，第2768页中。
[24]《大正藏》卷23，第417页下。
[25]佛教寺院每日晚课都诵“伽蓝赞”：伽蓝主者，合寺威灵，钦承佛敕共输诚；拥护法王城，为翰为屏，梵刹永安宁。以此感恩伽蓝菩萨护法护教的殊胜功德，可见伽蓝菩萨形象已深入融合于佛教思想文化之中。
[26]《大正藏》卷10，第2页下、第19页下。
[27]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佛陀教育基金会2004年7月版，第1183页中。《大正藏》卷48，第152页下、《大正藏》卷54，第303页中。
[28]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2007年1月版，第106页。
